西北土司对王朝国家强烈的政治认同，除了由于西北土司势力较小以及中央政府对其较为严格的管控之外，还在于其自身通过纂修家谱、重构家族祖先记忆，在更深层次上强化国家认同。如西宁李土司家族的族谱中记载：“仆自始祖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至赏南哥，元封鄯善王，驻节湟中。传至南哥公，归附我太祖。”（李鸿仪：《西夏李氏世谱》卷一）庄浪鲁土司家族的族谱中亦载，“始祖讳脱欢，元世祖之孙。仁宗皇庆二年，晋爵安定王，历事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卷二）。

二

西北土司大力推崇并主动学习儒家文化。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鲁鉴捐银百两重修庄浪卫儒学。河州何土司衙门也设有私塾，聘请当地的儒士教授子弟。西北土司家族中有多人儒学造诣不下汉族士子，并金榜题名。而其中尤以西宁东、西李土司家族为最，他们颇慕儒学，人才辈出。李土司家族在明清两朝共有2人高中进士，1人考中举人，1人考中秀才，4人先后入国子监。东伯府十四世土司李世泰，自幼唯好中医，“其赋性仁慈，尤慕医学，年弱冠师事巨，口传手授，如有所悟，虽书方时有讹字，然服其药，功效立著”（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7）。可见，李土司家族已成为一个以仁义治家、以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

三

一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西北土司积极推动自身文化变迁，主动接受中原文化影响。从龚荫所著《中国土司制度》中，我们看到甘肃和青海西宁地区的土司几乎都改为汉姓，总数达48家。除了在本民族的名字前冠以汉姓之外，有的土司还取汉名。例如西宁李土司，除始祖名李南哥外，其后世子孙皆用汉名汉姓。亦有一些土司还有字有号，如庄浪鲁土司三世祖鲁鉴字明，四世祖鲁麟字世详，五世祖鲁经号西昆等。

暂且不论族谱所载土司祖先事迹的真实性，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具有一共同特征——皆为中央王朝的忠臣良将、达官显贵。这一方面是西北土司向世代子孙宣扬祖先的荣耀，另一方面也在表明土司虽远在边陲，但其原本就是中央王朝的臣属。各土司还将中央王朝的诰敕置于族谱的卷首，以示对朝廷的尊崇，仅庄浪鲁土司家谱中就记载了自洪武七年到万历年间80件诰书敕令。

西北土司中还存在一种独特现象，他们通过重塑新的祖先信仰，从而改变家族的起源历史，以强化国家认同。例如河州何土司家族始祖本为锁南普，元末担任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后归降明朝。但根据笔者对何土司后裔的田野调查发现，其后世子孙却将北宋将领杨四郎作为“祖师爷”供奉于家庙之中，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其后裔的祭祀。显然，何土司为了表明自己身份的“正统性”，强化土司统治的“权威性”，重构了本家族的起源历史，在一次次的祖先祭祀活动中，不断强化着新的家族记忆。

中国虽然早在秦朝就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一般都会关注到两条主线，即“王化”和“教化”。“王化”是以皇权为顶点构建的“有形之手”，而“教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构建的“无形之手”。这两条主线随着王朝国家力量的强弱和统治者观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并“牵引”着周边地区纳入王朝国家统治秩序。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周边地区的地方精英在其中的“主动作为”。明清时期，身处西北边疆的土司，面对强大的中央王朝，为了巩固自身地位、获取资源控制特权，利用家谱、信仰、贸易、文化变迁等主动建构对国家的认同，并使其管理的区域和民众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西北土司虽与中央王朝相距千山万水，但“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明史》卷310《土司传》），且听征调，保边塞，无论西北局势如何变动，仍保持“捍卫之劳，无悖逆之事”。明永乐十年（1412年）凉州土酋老的罕叛乱，河州土司何铭出征甘肃，勇猛异常，追虏至沙金城（今青海大通县境内），在作战中阵亡。为表彰何铭之功勋，明成祖亲遣行人程远谕祭何铭之灵。明嘉靖年间，担任都指挥使的庄浪土司鲁经，因病请休，朝廷不准。甘肃巡抚许凤翔上奏明世宗，“世将敢战，知名异域，今边患棘，不宜听其去”（《明史》卷174《鲁鉴传》）。明末李自成起义席卷中原及西北，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派贺锦率部攻打西北各地。庄浪鲁土司与西宁祁土司歃血为盟，誓死抵抗。土司鲁映昌后被活捉，“劝之降，不应”，被起义军处死。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xbmzyj.cn/zonghexinwen/2022/0804/426.html